第三节 普遍帝国及其瓦解 (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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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文化层面而言，虽则中原、海洋一线上的文化传播令人炫目，但是转向中原、西域的方向来看的话，随着大唐世界帝国的建立所带来的西域门户大开，从西域传过来的宗教尤其是佛教，以及西域传过来的各种各样的道德风气，对于中原的冲击则是前所未有的，包括来自草原与西域的生活与娱乐方式也成为唐代上流社会的时髦风气。而中原-海洋一线上向外传播的文化，实际上也多来自西域者。比如，对日本来说，直到江户时代，朱舜水先生把宋明理学系统性地传入日本之前，儒学和神道在日本一直处于从属地位，佛教势力一直是最大的。

佛教自后汉起由西域传入中土，但这种流传多为断续而至，一直不成系统。至胡族入主，为对抗中原士族对于胡族的文化蔑视，遂功利性地高抬佛教的地位，以此种非中原的普遍性理想来确立自身的主体地位。后赵皇帝石虎曾说：“朕出自边戎，忝君诸夏，至于飨祀，应从本俗。佛是戎神，所应兼奉，其夷赵百姓有乐事佛者，特听之。”而南朝的崇佛，比如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也颇有功利之心，前已述及。自汉末的玄学兴起，儒学颓乱；玄学则沦为士族高门用以区别于寒族的身份标志，其普遍性理想也已衰败。而南朝诸帝皆非高门，出身行伍，其必欲于儒玄二学之外再觅精神基础，以使君统不遭非议。南北朝数百年间由于正统不兴，南朝北朝对于儒学各从其解，颇为混乱，无力进行认真反思；佛学与政治又纠葛不清，其精神面相颇为含糊，所以中国的普遍理想在这个阶段并未因佛教进入中土而感受到真正的震撼。

直到大唐建立，太宗授命孔颖达成《五经正义》，儒学复定于一尊，儒家试图再正世道人心。但是，太宗对儒学的推崇，亦不过是继承南北朝以来的义疏烦琐之章句学问，高宗、武则天以后则是偏重进士词科，明经者仅限于记诵章句，绝无意义之发明，是中材以下的进取之途。官方认可的儒学僵化生硬，儒学自己又无力开新，便难以为社会所自然接受。

当是时，玄奘西行归来，在朝廷支持下，积年译经大有所成。此前各种错讹片段的佛学经解，至此获得系统化。佛教于是系统性地、纯粹出于精神目的地呈现于中原士人面前。同时，不唯佛教，其他三夷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伴随着西域商人，率相进入中土。这些宗教皆为普遍性理想，其志甚至有过于囿于东亚视野的儒学，一系列全新的宏大的宇宙论与世界观铺展开来。其对于胡人自然是更有吸引力，可以此对抗中原主体文化对胡人心性的压制；但其从世界想象而非学理方面，对中原文明的挑战同样极为深刻。

首先，汉代以来所建立的基于“礼”的天人感应之宇宙与社会思想，曾经拥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甚至在魏晋南北朝也未曾受到任何深刻挑战。但是新的宇宙论与世界观，使得此前所理解的宇宙天地作为国家与社会秩序的正当性之终极依据失效了。于是，曾经用以理解世界的夷夏、贵贱、远近等等意义框架全都失效。其次，各种文明的冲撞与互动，使得以传统中原文明为中心的日常伦理准则也失去了普遍约束力，传统的行为模式渐渐失去普遍的合理性，中原文明在帝国文化当中的优先独占权也丧失了。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种历史哲学意义上的文明重构，以历史叙述建构中原文明的悠久谱系，来支持人们对中原文明的自信，但这样一种努力完全未曾展开。当时的士人面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只能反复地重复“克己复礼”“亲政爱民”等等早已无效的传统办法。经济的繁荣伴随着伦理基础的丧失，社会沦入道德虚空，奢侈腐化、随性妄为一时成为风气。原来以儒家为内核的主流意识似乎已经对此束手无策，佛教和道教便进入到了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主流世界。

于是，东亚帝国所承载的普遍性理想从精神层面上被还原为特殊性。这带来一种真正深刻的精神危机，既有的理想倘不能完成自我超越，寻找到更具普遍性的根基以重新表达自我，则其必将消亡。而其所外化出来的帝国也将因为丧失了精神凝聚力而瓦解，并且由于人们的秩序想象已经发生根本改变，帝国也无可能再像此前一样重建起来，东亚的大陆帝国因此将如罗马帝国一般彻底消失于历史当中。

751年的怛罗斯之战可以视作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伊斯兰教这种比佛教、摩尼教等更有活力的普遍性理想，其精神世界在西域向大唐掀开了其面纱。但此时正是盛唐的最巅峰时期，人们陶醉于眼前的绚烂与奢华，远观着中亚怛罗斯之战的鲜血，觉得这些危险还只是远方天边的乌云，而未曾留意到东北亚已在隐隐作响的渔阳鼙鼓，四年后它将带来帝国的天翻地覆。而西域传来的宗教，在这个过程中以更深刻的方式嵌入了中国历史的精神历程。

三、安史之乱与西域新命

1。安史之乱与胡人秩序

从太宗时期开始，大唐就重用番将。陈寅恪先生注意到，太宗所用番将皆是部落酋长，番将统领的是其本部落；玄宗所用的番将则是寒族胡人，番将统领的是诸不同部落。这里面蕴含着巨大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