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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中国经济崛起的奥秘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经济，以一种任何人都想象不到的方式实现了崛起，经常被人称作中国奇迹。这个奇迹般的发展，终于让中国在物质层面拥有了世界普遍性，使得中国的世界历史意义有可能超出抽象的观念运动，而获得一种现实的物质基础。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13—2014年，除个别年份的波动，中国经济基本上保持着8%到10%的增长速度，差不多是一个斜率不变的线性增长速度。过去人们对此高速度给出的解释是，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便宜。这个解释对于1980年代也许是有效的，但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经济内部结构就会发现，进入21世纪，在线性的GDP增长速度内部，中国的制造业部门却进入非线性的高速增长，中国也正是在这个时间阶段内成长为“世界工厂”的。2000年时，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比1980年代已经高出很多，为什么这个时候制造业却可以更大的速度增长？这个问题，无法简单地用要素价格这个原因来解释。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奇迹是因为两个或者三个条件的时间耦合。第一个条件是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因而得以顺畅地进入到全球市场。但对经济奇迹来说，加入WTO很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条件，只是起到了一个锦上添花的作用。真正重要的是另外两个条件：一个是西方世界进入创新经济的时代，带来了制造业流程的大规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寻找能够承接外包的对象；另一个是中国的土地财政，让中国以一种令人意外的方式获得了最为强大的承接外包能力。这两个条件的时间耦合才能够解释中国为何在21世纪初能有如此之高的制造业发展速度。但这些条件的耦合完全不具有可重复性，所以它不足以成为一种其他国家可复制的模式。中国的制造业发展，结合于西方的创新经济，给全球经贸格局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进而对各国的经济和政治秩序也产生深远影响。近年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经济变化，都可以在这里面找到深层原因。
一、创新经济与土地财政的时间耦合
1。创新经济时代与大规模外包的需求
中国的经济崛起，高度依赖于西方国家创新经济的拉动，因此也可以说是又一轮（世界层面的）技术跃迁，促成了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变化。这一轮的技术跃迁，主要是信息技术，它伴随着创新经济时代的到来，促成了一场管理革命，带来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使得生产上的大规模外包成为可能与必须。
历史上的大国经济崛起，制造业中心的转移，都伴随着企业组织形式的变迁。19世纪的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本土性的制造业企业兴起，区别于此前的霸主荷兰，后者的企业主要是通过海外贸易和大规模融资发财。19世纪大半时间，英国的经济模式是大进大出型，从全世界吸纳原材料，再向全世界输出制成品。只要英国是全球唯一的制造业中心，它便不怕外国会用政治手段禁止英国产品进入其市场。直到19世纪后期，若干个国家实现了工业革命，尤其是美国和德国，它们开始用贸易保护政策为其他国家的产品进入本国所能控制的市场设置障碍，同时本国的企业组织形式也开始发生变化，以应对别国的相应政策。大规模的跨国托拉斯由此兴起，将一条产业链从上游到下游完整地整合在一个大托拉斯当中，公司布局横跨多个国家，可以绕过其他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所设置的贸易壁垒，以及寻求成本洼地。这种大规模的跨国上下游整合，使得其成本控制能力远超一般公司，能够大规模地以价格低廉的同质化产品来满足人们的需求。这样一种公司组织形式跨越了二战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