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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前的国际秩序观是由欧洲列强主导的现实主义。这种理念认为，国际秩序以国家实力为前提，脱离开实力对比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但现实主义对实力的讨论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它认为，和平的基础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力量均衡将使得各国无法通过战争来实现政治目标，而只能通过大国间的和平谈判来实现。只有这样，和平才是有保障的；试图简单地通过各国间的善意来实现和平，这种和平是没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其他国家的善意是否可靠。为了确保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便保障和平，必要的时候便要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牺牲弱者也谈不上什么正义不正义，现实世界本来就不是理想的。这套国际秩序理念，保障了从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一战之前大约一百年的和平；期间虽然有过一些战争，但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就是调整力量均衡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现实主义的逻辑说不通了。一方面，现实主义完全没能阻止一战的爆发；另一方面，一战打到后来呈现出极大的荒谬性，人们几乎都忘记了为何要打仗，只是在战争惯性下咬着牙坚持，这使源自古希腊、古希伯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和神学传统中的“正义战争论”遭到巨大挑战，所有的正义性都在毫无意义的血腥厮杀当中被还原为梦呓。
这样一种荒谬的战争，不啻对19世纪以来洋溢在西方世界的理性主义乐观精神的巨大嘲弄；除非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政治叙事逻辑，为战争本身重新确立正义基础，否则这场战争有可能彻底毁掉西方的精神和伦理世界。而一旦找到这样一种新的叙事逻辑，就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将被重新定义，战争的起因及其最初的目标都已经不重要，甚至会被人们刻意遗忘掉；战争的目标会被重新定义，战后的秩序安排也会因此获得一种规范性的方向引导，西方的精神世界也因此获得新生的机会——虽则这种机会不一定会成功，但原有的精神世界肯定是会失败的。因此，在一战末期，出现了理想主义的理念，认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并不能保障和平，一种符合道德的、公正的国际秩序才能保障和平。此时有两种主要的理想主义理念，一种是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另一种是列宁主义。两人都反对现实主义，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才算符合道德，他们的主张区别很大。关于列宁主义，留待后文详叙，此处先展开谈一下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主义一经提出，便迅速占据了整个国际政治界的道德制高点。英法两国即便很讨厌威尔逊主义的不切实际，却也不得不在名义上接受它。因为在荒谬的战争中挣扎出来的两国，要想获得精神救赎，让数百万死者和伤者的巨大牺牲获得意义，接受威尔逊主义便是其为数不多的机会。依照传统的战争伦理，德奥两国只是战败国，却无罪责，德国的领导人之所以肯于接受投降的要求，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传统的预设；但威尔逊主义要想成立，必须要有一个道德上的敌人，所以也只能将战争归罪于战败的德奥，使其背负起一种伦理枷锁。可以说，因为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获得救赎，德奥两国便不得不成了新的道德祭坛上的祭品。
威尔逊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逻辑，其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原则虽然被西方人限定在了“白人世界”，但这种限定并无足够强的理论根基，相反，突破白人世界而达致全人类，才能让该原则真正获得逻辑自洽。所以，到了巴黎和会上，该原则迅速获得所有弱小国家的热情支持，“民族自决”原则遂也构成约束战后秩序安排的规范性原则。很多人都热望着这一次和会将是人类永久和平的开始，力图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成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威尔逊主义内生于西方世界的精神需求，却进一步打破了西方在近代基于“文明”“野蛮”之二分而成的“二元外交体系”，将其法权秩序从西方世界的禁脔拓展为属于全人类的公共善，在规范意义上，它从一种特殊秩序自我实现为一种普遍秩序。
但是，威尔逊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主张，也有一种尴尬的困境。它的实现，实际上需要国际层面的深层合作，但是由于“囚徒困境”的存在，不合作反倒是单个博弈者的理性选择，深层合作很难出现。要打破囚徒困境，有两种途径，一是多次的反复博弈，另一是有第三方执行人机制的出现，使得违约的成本远大于违约的收益，合作便会成为更加理性的选择。多次博弈以破除囚徒困境，其有效性很依赖于博弈主体对历史经验的体会，行为主体的持续参与是基本前提；令人遗憾的是，国际政治层面上的多次博弈，往往是以数十年为时间单位，经常一两代人就这样过去了，参与博弈的行为主体事实上已经换人了，而人类从历史教训当中学到的往往很有限，以前吃的亏到了后面的代际经常还会再吃。以多次博弈来破除囚徒困境，在国际政治上成本很高，效率很低。打破囚徒困境的效率更高的方式还是第三方执行人机制的出现，通常这就是一个超越于各博弈国之上的一个霸主国。
但是这里又有新的困境。一方面，这个执行人本身的中立性如何确保？唯一的可能性在于，作为第三方执行人的身份本身，对于霸主国来说蕴含着巨大的国家利益，它为此愿意保证中立性，并且愿意节制自己不以此自肥，否则会损害其长期利益，但这种保障并不总是够牢靠。另一方面，姑且假定它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长期利益，从而愿意自我节制，但如此承担起第三方执行人的责任，相当于输出秩序，这同样是需要财政输出来作为支撑的，而财政输出则需要在本国内部进行政治博弈，那么该国内政的博弈结果是否能够形成这样一种政治意志，以便完成财政与秩序的输出？这种输出还必须让输出国能够有效地从过程中收租，事情才是可持续的；而收租过程只能通过一种经贸过程来完成，倘若输出国在需要其作为执行人的地方却无足够的成比例的经济利益，则它在事实上不会向这里输出秩序。所有这些条件加在一块，就意味着以第三方执行人机制来破除囚徒困境，也是个高度困难的事情。
这一系列困难的存在，意味着威尔逊主义所需要的那种深层合作是非常难出现的，它需要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因此，威尔逊主义作为理想主义的口号可以喊得很响，但在实践中经常难以落实，反倒会让它显得很虚伪。而倘若明白拒斥威尔逊主义，仍然坚持过去那种现实主义的话，又很容易让拒斥者在国际上陷入道德困境。这一种两难格局，是一战后的世界秩序陷入一系列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困境在巴黎和会上关于远东问题的处理当中呈现了出来。为了拉拢日本在大战中站在自己一边，英法等国向日本承诺了在战后让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在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行为当中是常见的利益交换。但是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的置换，使得该承诺丧失了正当性；而英法倘若不接受威尔逊主义，则其无法以现实主义将这四年的荒谬战争正当化——这一场战争的代价已经超过了任何现实主义所能容忍与辩护的边界——反过来会让本国遇到更多的麻烦。所以英法便不得不对威尔逊主义虚与委蛇，但这又使其要兑现当年对日本的承诺时变得很尴尬；更及英法仍然坚持在远东的殖民利益，这更使得其口头上的威尔逊主义变得虚伪。
